《国际循环》：我们知道您曾经发表过一篇“胸主动脉瘤452例的手术治疗”的文章，在文章中详细总结了不同的手术方式的成功率，死亡率以及并发心肺等重要脏器衰竭的比率，您能否总结一下哪种手术方式具有较好的脑保护作用？

王春生教授：实际上胸主动脉瘤手术是一个超大型的手术，10几年以前国内心脏外科还没怎么开展，现在随着中国高血压病人的增多，特别是青年人没有很好治疗、控制的高血压的增加，导致主动脉夹层，主动脉瘤发病率明显上升，比国外还高。不是我们有很多的病例来实践它，这个手术非常难，难点在于我们要做弓部手术，主动脉弓部替换，就是一个脑保护的问题。脑保护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有一定的灌注。以前最开始是深低温，但是深低温时的缺血，总归是有一定的损伤。现在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通过腋动脉插管等，一个目的实际上是给脑部一定灌注，虽然我们灌注再插管时有一定的麻烦，但是我们还是要灌注，这是最好的脑保护。当然另外的手术方式，可能很专业，随着人造血管的改进，会有不同的血管，不同的手术方式。发表的文章很多，但这也说明没有定论。但一个目的就是简化手术过程，缩短脑缺血的时间，增加脑灌注，所有的手术方式设计，说起来很复杂，因为不同的血管，不同的病种有不同的手术方式，但总的原则是尽可能缩短手术时间，增加脑灌注，这是很重要的。

《国际循环》：您青年的时候曾经发表过一篇“中国大陆心脏移植的现状和进展”这样概况性的文章，我们都知道心脏移植是一个高风险的手术，您能否结合近两年心脏移植的发展情况谈谈我国心脏移植与国外的主要差距及有哪些不足？

王春生教授：中国心脏移植发展到今天，集中在几家医院和几家医学中心技术比较成熟。已经度过了心脏移植的放卫星的阶段，已经成为了一个常规的治疗终末期心脏病的治疗手段。问题是中国的心脏移植和美国的差距？我们中山医院到现在已经做了250例病人来说，手术的成功率，远期效果和国外相比是相当的，甚至有的地方会更好一些。从全国范围来看，我们和美国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美国3亿多人口，等待移植的有2万多人，每年能做2000例移植。中国有13亿人口，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是等待移植的，但是从我们临床得到的消息是等待移植的人相当多，但是真正每年能做成的大概有100多人，这个数字差距非常大。潜在的病人非常多，原因一个是经济，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国一定会快速发展；另一个是观念的改变，我们现在做的病人不是活不下去，他不会下决心去心脏移植，通常是等到觉得生不如死时，因此有的时候会错过很多机会。你真的做不会有及时的供体，会失去机会，我们每年都有很多病人在那里等着死亡。这个是主要的原因。现在潜力还是很大，目前中国外科的技术已经成熟，相比中国的肝脏移植已经和国外数量第二多，现在应该会更多起来，主要是经济和观念的问题。

《国际循环》：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重，主动脉瓣钙化和硬化和主动脉瓣狭窄的发病率越来越高，有报道说：无症状性主动脉瓣硬化，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在两年内出现临床症状，有三分之二在4~5年出现临床症状，而接受主动脉瓣置换术或者发生心源性死亡，您能否对无症状性主动脉瓣硬化的AVR治疗的实际的选择介绍一下？

王春生教授：随着人口老龄化，主动脉瓣硬化在我们外科描述是表现为主动脉瓣钙化，狭窄。我们如果量化老年主动脉瓣硬化导致狭窄，一般主动脉跨瓣压差大于70 mm Hg，我们推荐手术，50 mm Hg以下没有症状可以继续观察，50~70 mm Hg没有症状可以继续观察，70 mm Hg以上时属于重度狭窄，心电图有改变，容易生成狭窄致死。总的来说我们的观点是：一旦有症状肯定要手术，对于无症状的主要是量压差，70 mm Hg以上要密切观察，考虑手术。

《国际循环》：对于二叶式主动脉瓣是目前最常见的先天性主动脉瓣畸形，您能不能谈谈先天性二叶式主动脉瓣有什么不良的预后呢？

王春生教授：正常主动脉瓣有三个半月瓣，二叶式主动脉瓣是解剖结构，但是大多数也是不正常。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在50或60岁以前，并发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比率比正常人高16倍。到年龄大了以后，容易老化，硬化，发生狭窄，甚至硬化以后导致关闭不全。所以60岁以后二叶式主动脉瓣畸形会出现狭窄和关闭不全，最后可能会导致收缩，需要进行手术。由于年轻的时候容易导致心内膜炎，所以该类人群如果体检发现是二叶式主动脉瓣，有感冒发热的时候要非常及时的应用抗生素。目前这是一个薄弱环节。

《国际循环》：介入手术在全球发展非常迅速，越来越多的患者逐步接受了介入手术，放弃了开胸手术，您能不能谈谈介入手术能不能逐步取代开胸手术？

王春生教授：关于这个问题我有几个看法，第一，指南指出，进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医院均要求必须存在心脏外科。有介入就有并发症的存在，要抢救，没有外科就危险了。实际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必须要有心脏外科存在。第二，介入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创伤更小，有时候是使简单的问题复杂了。有的时候对于外科是非常简单的问题，一定要在一个管道里弄，风险非常大。所以不能因为有一个切口对病人治疗的风险就比对于没有切口的风险要大。有的时候对于外科手术适合的病人一定要做介入，对病人这个风险要比做外科还要大。所以，介入有它的适应证，但也有它的局限性。当然医学最终的目标是用最小的创伤给病人最好的治疗。从目前来说绝对不可能将介入取代心脏外科。比如终末期心脏病的心脏移植用介入是不可能。心脏外科是永远存在的，而且心脏外科的发展有利于介入的发展。举例来看，最经典的是房颤，房颤以前只能吃药，后来外科医生用迷宫手术治疗了它，外科医生觉得手术大了，后来发展借助导管做，创伤变小了。现在实际上任何的导管消融都没有手术效果好。所以说介入和心脏外科一点都不矛盾。多了一个治疗方法，对患者来说是一个福音。外科医生也可以做介入，现在已经有新的手术方式，即杂交手术。总之，技术的发展最终目的是让病人创生最小，获益最大。所以介入和外科手术是共同发展的，我一点也不反感介入的发展。非常支持介入的发展，促进外科的提高，创伤更小，疗效更高。最后一个我以前也谈过，实际上心脏外科治疗中是最高境界，培训一个介入医生要比培训一个心脏外科医生容易，周期也短，学会的更多，发展也快，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可以的。

《国际循环》：今年的东方会和去年有一些不一样，去年有一个外科论坛，今年没有，合并到每一个论坛当中，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会议整体的外科情况？

王春生教授：去年有一些医生抱怨没有听到外科医生在讨论什么。外科也没有听到内科的讨论。当时是想混在一起讨论。今年来看内科医生还是内科的观点，外科医生还是外科的观点。这次还是尝试，我们明年还是争取外科专场，有感兴趣的内科医生可以来看。专搞内外科都感兴趣的题目有困难，我们还要继续讨论。现在还是内科的声音比较多，外科较少，组织的有些欠缺。这个来继续沟通，但是话题还没有更多的共通，还是内科说内科的多，外科说外科的。实际上混在多方面的是更好的。